2019兩會關于公務員職務職級并行政策實行時間(二)

　　另一重難點是公務員的考評、獎懲、升降的公性及相關激勵機制問題。長期以來，長官意志說了算的提任機制為害頗深。而相關改革應嚴格約束長官意志，建立民主評定、申訴和調查、舉證義務、責任追究等制度。如果負責人特別主張提升某人的職級，則應公開對組織、公眾承擔證明義務，并對被晉級者的德、能、績及法治意識、守法狀況承擔“擔保責任”;對于不公、不正當的升降，應嚴格追究負責人的責任。

　　概言之，在此項改革中，要注重對癥下藥、方法縝密、公開公、厲行法治，特別是管束好各級負責人，絲毫不能含糊。□陳步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公務員工資改革專家)

　　就怕“職務職級并行”執行難

　　現實中的公務員年度考核里，雖然要求公務員考核要盡量體現公和真實的文件不少，可囿于人情世故、利益固化等因素，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作為基層公務員一名，聽到“不當官也能享受官員待遇”的消息，看到職級改革有了綱領性文件，挺欣慰的：畢竟，這有利于解決由于職務的瓶頸導致福利待遇長期停留在低位的問題。

　　但欣慰之余，我也生出幾絲隱憂：該制度的推行，從整體社會效益上講，從促進基層待遇公方面講，都是大好事;但對基層公務員個體而言，卻并不必然意味著工資待遇及心理感覺的必然公。

　　縣以下基層公務員實施職務與職級并行，或有兩個明顯的涵義，一是政策推行目的是激勵基層勤勉公務員更努力地工作;二是必須切實公正地選出具有勤勉特質的公務員予以激勵，才能起到漲士氣的作用。

　　但現實中的公務員年度考核里，雖然有關方面出臺了公務員考核要盡量體現公和真實的意見和制度，可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怪圈中，不論勤勉與否，不論工作成績大小，只要不是有明顯問題，年度考核都會是“稱職”以上等次。而這種人情與關系綁架下的考核，很可能讓勤勉的公務員和混日子的都能實現晉級漲工資，但卻很難體現出能力、績效的差異來;而這種“干好干壞一個樣”的隱性不公，到頭來，還會與實施基層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的初衷相悖。

　　說起來，職務與職級并行，是《公務員法》賦予包括基層在內的一項基本制度，但它落不到實處也有好一陣子了。原因有多方面的：比如基層財力有限，比如職務與待遇掛鉤的慣性認知——某種程度上，官員待遇也是種顯示地位、刷優越感的方式。而到頭來，它也使得一些地方領導手中的權力收益最大化，如把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等當“官”賣，通過這些“官”職的私相授受尋租。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