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策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日表示，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三大體系，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價格一頭連著老百姓,要做好農業的精準補貼工作，把去庫存、補短板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中國日在黑龍江農村考察調研，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方向所表述的一段話。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農業而言，中央高層也多次部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重視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等。

　　在江蘇省農科院朱思柱看來，農業供給側改革就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著力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通過改革推動農業轉型升級，提高農業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使農民得到更多的收入。

　　朱思柱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鞏固農業綜合生產力，改善資源環境壓力。

　　農業結構不均衡凸顯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農業供給側改革，首次提出是在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之所以決策層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直接原因其實是與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些許問題而倒逼出的結果。

　　“我國農產品突出兩大矛盾，一是農業生產結構存在矛盾，一些農產品年度性、階段性過剩特征明顯。另外有些品種雖然非常短缺，卻仍然滿足不了群眾的需求。二是農產品品種質量之間的矛盾，總體來講是大路貨多，優質、品牌的還不多，無法適應消費者的需求。” 朱思柱說。

　　毫無疑問，我國農產品市場似乎陷入了“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發展怪圈，作為我國三大主糧作物之一的玉米，在臨儲政策的推動下，年來玉米種植面積增加，產量也隨之增加。

　　據已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在中國糧食總產量實現9連增的時候，玉米產量首次超過稻谷，成為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品種。

　　在2012-，連續3年啟動的臨儲玉米收購累計收購量超過1.8億噸，同期競價銷售成交量僅為3000多萬噸，國內玉米庫存不斷增加，供應壓力加大，階段性供大于求的格局進一步加劇。

　　另據數據顯示，在進入新世紀的15年來，大豆的產量不斷降低，玉米的產量急劇增長，15年來翻了一番。

　　有業內觀察者認為，需求增長最快的正是供求缺口最大的一個品種，增產的未必是需要的，減產的恰恰是需求必須滿足的。

　　“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增加產量來論英雄”。朱思柱表示，現在要為消費者提供合適產品，同時要提高農產品質量，推進標準化生產，提高消費者對國內農產品的信任度。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現代農業發展道路要求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而正是因為當前農業供給側結構無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而，必須要大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繼續發力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農業部專門編制了《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2016-2020年)》，對“十三五”時期主要作物品種結構和區域布局作了總體設計。

　　據農業部預測，當前“種植業改革開局良好”，預計今年玉米意向種植面積調減2000萬畝以上，大豆面積恢復性增加，預計今年可增加600多萬畝。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重點是要推進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結構的調整以期促進農業轉型升級。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農業現代化取得顯著進展”。朱思柱介紹，最終實現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走出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基本形成技術裝備先進、經營規模適度、一二三產業融合、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生態環境良好的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

　　決策層也已勾勒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發展“藍圖”，下一步又將如何作為呢?

　　“未來一段時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在品種結構的改革調整之外，還需要在‘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三個方面發力。”朱思柱認為，所謂的“去庫存”主要是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產品庫存量，通過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增加政策調整彈性，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

　　一方面，我國三大糧食作物和大宗蔬菜水果過剩，而過剩的作物為低端農產品;而另一方面，高端農產品卻面臨短缺的尷尬，甚至出現了高品質的農產品嚴重供給不足。

　　“‘降成本’就是要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等的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在價格提不上去、補貼無法增加的背景下，節約成本就是增效，就是增收。”朱思柱告訴記者，“補短板”主要通過加強基礎設施等農業薄弱環節的建設，有效擴大和中高端農產品供給，優化產品結構，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為重點，優化產業體系。發揮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乘數效應，發展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提高農業效益。

　　對于業內人士提出的“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三個方向，我國政府如何發力?農業部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宗毅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政府要研究和關注的不是幫市場去解決供求關系，不是要關心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這是市場主體應關心的事情。政府要思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供求關系失衡?從政策方面思考和梳理，哪些政策扭曲了市場，從市場失靈角度思考哪些原因導致了市場無法出清?

　　“政府是否在消除信息不對稱上做了必要的工作，如何讓市場主體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自行決策種植作物、品種和面積，并讓市場主體面臨的市場和自然風險盡可能少，能主動參與國際國內競爭并勝出，這才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張宗毅說。